两会期间，信息化百人会学术委员、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刘世锦接受系列媒体采访，针对2022年经济增长目标、共同富裕、“双碳”目标的实现以及数据管理等热点进行了解读，本文围绕以下问题进行了整理。
如何看待2021年我国经济运行？今年5.5%左右的经济增长目标是否能实现？如何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如何推进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实现？如何处理数据产权保护、安全与利用的关系？
2021年中国经济增长的汇率升值效应明显
问：2021年中国经济GDP达到114万亿元，同比增长8.1%，两年平均增速为5.1%。怎么看待去年经济运行？
刘世锦：用不变价来计算，2021年GDP增长了8.1%。2020年和2021年间因为疫情经济出现较大波动，两年平均增速是5.1%，和疫情前相比是有所回落的。
从经济新增量来看，用现价人民币计算，2021年中国GDP净增13万亿人民币；如果用现价美元计算， 2021年中国GDP净增3万亿美元，增长了20%。
为什么以美元计价，中国GDP增速高达20%呢？背后有人民币升值的因素。初步测算，从2020年到2021年，人民币兑美元汇率由6.9升值到6.45，升值了大概7%左右。
这表明中国经济已经进入到新阶段，从国际比较的角度来看，中国经济的增长不仅依靠国内实际增长，也受到汇率升值影响。当然，去年情况比较复杂，美国货币政策过度宽松，美元竞争力在相对下降，虽然美国整体经济增长不错，净增长了2万亿美元。不过，从国际比较的角度来说，还是要给中国的经济表现打一个高分。
我们之前研究发现，日本和德国在人均GDP达到1万美元（和中国目前阶段相类似）后的十几年时间里，他们经济的增长一半以上来自汇率升值，一半以下来自国内实际增长。汇率升值涉及到的因素比较复杂，但长期来看，取决于劳动生产率的提升，是基于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这些都要通过高质量发展来实现。
因此，对我国的启示是，一方面要争取能够争取到的增长速度，与我国潜在增长速相适应，不盲目追高；另一方面要坚持高质量发展，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在全球范围获取汇率升值效应，这样相较之下，我国经济增速还是比较快的。
深化要素市场改革，释放结构性潜能
问: 过去两年GDP年均增速是5.1%，今年增速目标设定在5.5%左右，实现起来是否有难度？政策层面该如何应对？
刘世锦：今年中国GDP增速设为5.5%左右，是有一定弹性的。5.5%左右的目标，是在高基数之上的中高速增长，是有难度的，需要积极努力才能够实现。
当然，我们不能盲目追高，要和现阶段中国潜在增长率相适应。如果中国追求过高的增长速度，使得国内经济不稳定，比如出现大起大落，会带来资源配置效率下降，导致全要素生产率和劳动生产率的下降。这样，国际上汇率可能要贬值，以现价美元计算的经济增速可能会减慢。
据我们预测，今年的经济走势，一季度仍会处在低点，二季度整体出现回升，三季度会处在相对较高的平台期，四季度经济增速会有所回落。
当务之急是应对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的三重压力。对于需求收缩和供给压力来讲，有必要加大宏观经济政策力度。但是，宏观政策最重要的功能是保持经济短期的平衡和稳定，中国经济中长期的稳定增长动能来自结构性潜能。过去30多年的高速增长，我国结构性潜能主要是房地产、基建投资、出口等。现在，我们要发掘新的结构性潜能，我总结为“1+3+2”的结构性潜能，就是以都市圈和城市群为龙头，补齐实体经济的三大短板（基础产业效率不高、中等收入群体规模不大、基础研发能力不强），以数字经济和绿色发展为两翼。
要想充分发挥这些结构性潜能需要深化改革开放，重点在于要素市场的改革。
第一是土地制度改革。比如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入市，农民的宅基地能不能在集体组织之外进行有序流转，推动城乡土地、劳动力、资金、技术等要素的双向自由流动。
第二是劳动力市场的改革。现在人口流动的重点已经是城市之间的人口的流动，总体上需要提高人口聚集的密度。现在密度比较高的城市中，生产率、人均收入水平也相对较高，这也是当前强调进一步推动都市圈城市群发展的理由。流动人口中的重点是农民工，给农民工解决好配套的基本公共服务，是下一步劳动力市场改革中的突出问题。
第三是资本市场的改革。主线是发展与实体经济转型升级相适应的资本市场，要解决两个问题，一是金融如何与实体经济转型升级相协调相配合，二是如何为中小微企业有效提供资金。
第四是数据市场的改革。数据作为一种新型的要素，可通过调整政策、深化改革、推动创新，提高数据流动和利用效率，推动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加速融合。
未来15年要跨过三个台阶
问：2021年我国人均GDP达到1.255万美元，超过世界平均水平。两会期间，代表委员们在热议共同富裕。未来，要如何进一步提高我国居民收入水平？
刘世锦：改革开放以来，“一部分是先富起来”带动了我国经济增长。现在，“让另一部分人也富起来”同样也能带动经济的增长。
中国GDP过去一年增加了3万亿美元，如果继续保持正常增长，不久中国会成为全球GDP总量最大的经济体。但是，中国人均GDP现在才刚超过世界平均水平，只相当于美国的1/4。
今后15年的时间里，中国还要再上三个台阶，第一步是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人均GDP要超过12695美元；第二步是进入发达国家行列，大约人均GDP是在2万美元；第三步是达到中等发达国家行列，大概人均3万-4万美元。
中国现在只有4亿中等收入群体，还有9亿人是低于中等收入群体。想要实现共同富裕，重点是提高中低收入阶层的收入，提升低收入群体的人力资本，既包括体力、智力的提升，也包括机会均等。
首先，要实行就业优先的政策，推动实现更充分的就业。2021年中国人口净增长48万人，接近于零增长，劳动力总量已经开始下降了，我国就业总量压力在下降。但是，中国依然存在结构性就业矛盾，有些人找不到工作，有些工作缺人。当前稳就业政策，需要与中国经济的结构转型升级相适应。
另外，相关的财税货币政策、就业政策应该更多向中小微企业倾斜，因为中小微企业承载了当前中国大部分就业。我们关于中等收入群体倍增的研究显示，中等收入群体在可以在未来10-15年时间里，推动中等收入群体再增加一倍，新增的4亿中等收入群体基本都分布在民营中小微企业里。
再者，政府经济工作的目标可以从过去关注经济总量，转向更关注人均收入指标。这需要加大基本公共服务，整个经济资源更多向民生倾斜，补上低收入群体存在的欠账，以此来推动人均GDP的提升，进而带动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提高。
绿色转型可带来百万亿投资机会
问: 今年碳达峰碳中和工作要求，明确先立后破、通盘谋划，推动能源低碳转型；推进绿色低碳技术研发和推广应用，完善减污降碳激励约束机制等一系列举措。如何看待这些安排？
刘世锦：去年最大的变化就是，“双碳”目标提出后，减碳成了全社会的共同行动。当然也出现了急于求成的问题，一些地方拉闸限电。减碳不能“单打一”，减碳也不能“运动式”，需要把长期的规划与短期的具体措施结合好。根据中国现有实际，应该形成一个减碳、降污、扩绿、增长四位一体的协同机制。
“双碳”目标会推动中国进行全面绿色转型，中国的产业结构、技术结构以及经济社会环境发展的目标都会发生非常大的变化。“双碳”目标的实现，本质上是要有一套新的绿色技术对原有技术进行全面改造，背后孕育着很大投资机会，有研究者认为可能带来百万亿级别的巨量投资。
我国现在的减碳虽然很高效，但也会带来很多问题。“双碳”目标的实现要充分发挥市场作用，让市场能起重要的甚至决定性作用，所以要推进制度创新。现在一项很基础的工作，就是在碳核算的基础上建立碳账户，这样把政府、企业、个人的账算好，确定好各自的减排责任，整个世界就会很清洁。
数据产权保护和安全上
守住底线、放活渠道
问：关于数据要素，如何处理数据产权保护、安全与利用的关系？
刘世锦：近些年来，与全球数字化大潮相适应，我国数字技术和数字经济发展迅速，在部分领域与先行者已呈并跑或领跑之势。中央明确将数据作为与传统要素并列的新生产要素，“十四五”规划纲要专门就建立健全数据要素市场规则作出部署。另一方面，由于数据具有不同于传统要素的“非竞争性”“非排他性”等特点，现有的利益格局、管理体制、政策法规的不适应、不协调，数据的流通和利用面临着诸多难题和挑战，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数据作为新生产要素应有的作用空间。建议进一步提高认识，理顺关系，采取得力措施，力争在不长的时间内，推动数据要素的流通和利用取得大的进展。
坚持用足用好用活各类数据要素、加快发展我国数字经济的目标导向。既要重视数据产权保护不力、数据不安全等问题，也要防止有关利益主体借口数据产权和安全问题人为限制合理的数据流通的行为。强调数据产权保护和数据安全，是为了用好数据，本末不能倒置。我国正处在一个前所未有的数字技术和数字经济发展机遇期，必须抓住用好这一机遇期，坚持“用”字当头，平衡和处理好数据产权保护、安全与利用的关系。这一条要作为各级政府发展数字经济的基本方针加以明确和坚持。
在数据产权保护和安全上守住底线、放活渠道。由于数字技术、数字经济的特性，在有些规律还看不大清楚，法律体系还不完善的情况下，可在大量实践中看得准、有共识的领域，重点是个人和机构隐私、国家安全等方面列出不能流通或交易的负面清单，守住数据产权保护和数据安全的底线。同时要科学地界定数据的初始产权与增值产权，平等保护数据流通不同环节各类产权的合理权益。
打破行政机构和平台企业对数据的不当垄断。政府在推动数据流通上要起带头作用。政府部门之间、政府对社会的数据阻隔依然是当前数据流通中的突出问题。可借鉴部分城市的经验，设立大数据局，统筹协调政府部门数据的权属、安全和流通，加快解决政务数据部门化、部门数据利益化的问题，把大量长期沉睡的政务数据解放出来，实现其应有的社会价值。对企业投入资源收集加工挖掘的数据增值权益要依法确认和保护，同时要防范和纠正某些平台企业利用市场垄断地位限制具有公共属性数据流通的行为，打击数据流通中的不正当竞争行为，促进各类市场主体分享数据的权利和机会平等。
注重运用隐私计算等新技术助推数据流通。隐私计算是指在保护数据本身不对外泄露的前提下实现数据分析计算的技术，具有“数据可用不可见”“数据与信息适度分离”的特点，是平衡数据安全和利用很有潜力的新途径。近年来这类技术发展很快，在部分领域已得到应用。政府机构应带头使用这类技术，取得经验后再向更多领域推广。通过扩大需求，加上必要的政策支持，带动相关技术创新和企业发展。
鼓励地方积极试验探索有效管理模式。数字经济总体上说仍处在发展初期，在顶层设计指方向、划底线的基础上，对数据流通和利用的市场组织形式、监管模式与法律制度，要留出较大的试错演化空间。目前已有部分城市设立了大数据交易所等机构，应鼓励多种技术结构和运营模式的竞争，既要开展场内交易，也要允许符合市场交易规则的场外交易。对数据流动的管理监管不宜“一刀切”，可在若干城市进行试点，允许不同模式的探索和比较，通过持续积累经验、总结提升，逐步形成稳定的全国性数据治理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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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工业互联网研习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