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办，第十八届[中国发展高层论坛]3月18-20日在京召开。三天会议议题，涉及《中国与世界：经济转型和结构改革》、《世界经济：穿越不确定性》、《拯救全球化》、《中国制造2025与推进结构性改革》、《推进新一轮高水平对外开放》、《国际金融秩序重建：新挑战与新愿景》等重大国际、国内议题，与会嘉宾囊括了国内国际学术机构、政界、产业界等大佬。
笔者很欣喜的看到，“两会”之后的首个国家级论坛上，关于[制造业全球布局新趋势]、[从新科技革命到新产业革命]的议题赫然在列，预示着新科技、新产业的讨论与探索实践仍处于“高位运行”，国内外对于此制造业全球变局及新产业革命突围之路仍将深入下去。
【重磅观点集锦】
王一鸣（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穿越不确定性，全球需要共同行动
当前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当前逆全球化的思潮与全球的低增长困境是分不开的，各种社会矛盾凸显，全球化的发展将关系全球经济复苏和发展,全球经济出现曙光，贸易保护主义的避风港将增将全球的不确定趋势，推动全球化向着更加开放的方向发展。
楼继伟（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理事长）:加杠杆造成了经济稳定幻象
“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加杠杆给经济稳定造成了幻象，使得人们不愿意忍受改革的阵痛。但如果浪费掉了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买来的时间，那么政策空间会越来越小，阵痛会更加剧烈，就更难凝聚共识，容易滑向左倾或者右倾的民粹主义。”
波士顿咨询公司全球主席汉斯-保罗·博克纳：未来三大驱动力将对中国的城市化发展环境带来天翻地覆的变化
第一是创新驱动。传统经济推动因素日渐乏力，我们必须创新思维，依靠创新来谋求经济发展。中国政府的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纲要也明确指出，未来中国经济的发展要依托于供给侧的创新驱动。而作为城市作为经济发展的载体，其创新能力至关重要。
第二大驱动力是人口结构的变迁。
最后也是最关键的驱动力是数字技术。大数据、物联网等数字科技为城市的规划、建设和运营提供了更为高效的工具。例如在智能规划方面，我们可以利用大数据分析优化城市空间结构和土地资源利用；优化交通基础设施及城市动线设计。
在智慧工程领域，我们可以利用数字技术提高工程建设效率和质量，降低成本和资源消耗并提高工程安全性。
在智慧城市层面，我们可以更合理地配置公共资源，提升预警和响应能力，减少能源消耗以及污染和排放，优化城市环境。这些新的应用，大大提升了我们建设以人为本城镇化的能力。
那么未来的城市是什么样子的呢？我们认为，未来的城市将不仅仅停留在城市功能及业态的集成层面，城市将成为跨界融合的“生态系统”。
吴小晖（安邦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国家或者企业走向什么样的未来，一定依靠的是参数和政策（备注：强调对政策的选择）
三十多年前中国改革开放开始之前，中国如果用经济学家的模型，肯定算不出中国经济能到世界GDP第二的地位。关键在于选择，在于用什么样的政策。欧洲和中国结合会有很大优势。欧洲有很多的品牌，中国有加工和生产的能力，这两者结合会产生巨大的裂变效应。这种结合可能是未来提升全球经济增长的一种出路，关键在于政策的选择。
埃里克·马斯金（美国哈佛大学教授；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再培训是解决自动化带来焦虑问题的关键
中产阶级焦虑的原因是自动化破坏了中产阶级的收入情况，长期机器会取代所有的人，新的技术会创造很多就业，同时也会摧毁很多工作。在十九世纪初期，英国的纺织业手工者，抗议新的纺织机器可能会导致失去工作，但是纺织工厂的工作在十九世纪增长了很多，超过了全球平均的生活。
几十年前自动取款机会让人们不需要人这样的银行家，但是现在还是需要的，银行的就业岗位在增加，客服的工作在补充，自动化带来的破坏不在于人被取代，而是人要做的任务在改变，我们需要新的岗位进行培训，技术是自动化的，但是工作不一定是自动化的，工人在提供新的技术岗位，培训不仅是私有企业要考虑的，政府也有非常重要的作用，政府提供教育和再培训的激励措施，鼓励企业进行再培训。
考希克·巴苏（美国康奈尔大学教授；世界银行前高级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机械化制造、新技术的使用，工资占GDP的比重大幅下降
全球转变的机会，会不停强调自由、开放的重要性，中国的汇率开始放开由市场决定，印度也放松了资本市场的管制，很多政策性的国家在调整，但是更重要的是国家经济表现的放缓，出现新的困难，短期的大宗商品油价的问题，一直在下行，关键点的变化在于工资支出占GDP国家的比率在下跌，主要基于两个原因：
一是制造业的发展停滞，制造业实际上并不是很糟糕，但是制造工艺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譬如，水牛城的机械生产卖给中国和孟加拉，但是成本只有3%用于人工，工业机器人的生产量每年都以3%增长。
二是我们可以将技术外包，劳动力连接技术的外包在很多国家受益，有些国家表现很好，比如中国，如果发达国家关上国门，中国将发挥更好的作用，中国将大有可为，如果墨西哥削弱和美国的关系，将会有更多的机会，现在墨西哥和很多国家有自贸协议，这些国家都可以使用劳动力连接技术，加快基础设施的建设，从而能够在世界面临的困难中获得更多的收益。
何文波（中国五矿集团公司董事长）：当前经济领域出现风险的根源在于实体经济不振、投资吸引力不强
出现脱实向虚的现象并不是资金缺少进入实体的通道，而是实体经济，特别是传统产业的实体本身缺乏吸引力。
只有提高实体经济的地位，加快实体经济的转型升级，才能有效化解经济新常态下的风险，推动中国经济走上持续、健康的发展道路。首先，实体经济自身要保持战略定力，回归经营本质；其次，各级政府要切实为企业减负、减税；最后，金融机构要帮助实体企业解决痛点和难点。
易会满（中国工商银行董事长）：需关注过度金融化风险
三是部分金融机构存在体内循环、脱实向虚的情况，特别是同业、理财、资管、票据，存在杠杆过高、链条过长、关联过于复杂，造成整个资产负债表畸形。有些中小银行，表外超过表内，同业超过存款，这种资产负债表是非常脆弱的，不仅虚增了银行的利润，而且抬高实体经济的成本。
四是部分实体企业片面强调产融结合。很多企业做金融，这非常正常，有一定合理性，但是过分倚重和扩大金融板块的比重可能会导致金融行为的虚拟化、投机化，会带来企业文化的异化，阻碍“工匠精神”的培育以及管理和技术的创新。总体看，过度金融化主要是这四种现象：社会上的大办金融、银行的脱实向虚、企业的产融结合、占国民经济比重的进一步扩大。
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一是社会有需求；二是现在存在着所谓的金融创新，处于监管的边缘和空白地带的“监管真空”；三是当前实体经济比较困难，因为市场经济的作用，钱总得找地方去；四是新技术的运用。
建议，一是进一步加强金融立法，实质大于形式；二是加强审慎监管和协同监管；三是进一步推动金融转型创新；四是创造良好的经济环境；五是加强消费者教育。（来源：造奇智能）
